花非花——武大樱花档案

武大的樱花又开了。当这场盛大的花事还在隆重酝酿时，楚天都市报记者提前采访了武大档案馆和武大园林与环卫中心，并拜访了珞珈山的几位“原住民”，以期为大家梳理出一份可靠的武大樱花档案。

1939年：国耻之花

“武大最早的樱花是武汉沦陷第二年日本人在老斋舍（今樱园）种的，一共28棵。”近日，楚天都市报记者在武大档案馆看到了一张日军1938年10月底在老斋舍狂欢的照片。这是中国的国耻图，由侵略者留下的樱花自然是恶之花、国耻之花。

“樱花与日军，一如菊与刀……”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武大档案馆馆长涂上飙特别向游客推荐了《菊与刀》这本书，“1944年，日军败局已定，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即开始研究日本，《菊与刀》就是这一研究成果。”

那么，抗战胜利初期，武大人如何面对日军留在老斋舍的樱花呢？

武汉大学査全性院士和长江日报资深记者皮公亮同是珞珈山的“原住民”，他们上世纪30年代随各自的父母入住十八栋教授宿舍，抗战胜利后又分别从上海和乐山回到珞珈山，查先生还在武汉解放前夕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听记者问及当年日军留下来的樱花，查先生说：“从1946年到1949年，国家发生了多少大事啊！年轻人不会去注意这些花花草草的事。”皮先生也说，他1946年随武大回迁珞珈山后，虽然在老斋舍住了3年，但他对日本人种的樱花没有任何印象，“那时候那些樱花树还小吧？那些年住在城里的人倒也时兴到武大看花，但看的是农学院的桃花。桃花林从今天工学部老水院行政楼一直绵延到东湖边上，这个我印象深刻。”

叶禧宁是査全性和皮公亮在十八栋看着长大的“小妹妹”，她父亲叶雅各不仅是武大选址珞珈山的功臣，而且，珞珈山上最早的50多万棵树，包括东湖边的桃林，都是叶雅各作为农学院院长率领学生和工人规划种植的。在采访中叶禧宁一开始就特别强调：“武大的樱花不是我爸爸种的。”她回忆说，“抗战刚刚胜利，我爸爸即到重庆与周鲠生校长汇合，一起坐飞机回武汉。他们到武汉时，放下武器的日本人还在被监视扫大街呢。我们兄妹随母亲回珞珈山已经是1946年的端午前后，农学院的桃树果实累累，但整个珞珈山已经被日本人糟蹋得不像个大学，教室不像教室，宿舍不像宿舍。十八栋教授楼的客厅也变成了榻榻米，到处是臭虫。周鲠生校长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他和教授们白天忙得看不见人影，晚上吃饭后才能开个碰头会。我爸爸早期忙着和城里的营造社联系，复原教室和宿舍。后期农学院成立森林系，他忙着到磨山开辟新的植物园，应该没有时间顾及那些还是小树的樱花。”

1972年：友好之花

“我们现在看到的樱花已经不是日本人种的了。”武大园林与环卫中心主要负责人希望通过楚天都市报告诉大家，“在日本常见树龄超过百年的樱花树。但武汉夏天炎热，对樱花的灼伤力极大，深秋往往还有一个小阳春，有些樱花弄错花期，偶然会花开两季，这对樱花树也是一种伤害。因此樱花树在武汉的生命周期一般只有二三十年，最长不会超过50年。听园林中心的前辈们讲，从1950年代开始，武大就开始在校园内种植樱花，最重要的一组是1972年种的。”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樱苗。其中800多株留在北京，种植在玉渊潭、陶然亭等几大公园；100株植于南京梅园新村，那里是周总理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考虑到抗战初期周总理也曾在武大短暂居住过，中央有关部门又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大，由武大园林中心栽植于半山庐前。

21世纪:人文之花

几位老武大人说，武大的樱花为外地人所知应该是1977年以后，那一年冬天，停滞了11年之久的高考终于恢复了。那一届通过高考的学生是1978年春天入学，来自田间地头、工厂矿山和营房哨所的武大新生在校园里与樱花惊艳相遇，樱花立刻随着他们寄往全国各地的明信片成为武大最著名的风景之一。

但武大成为全国最美的大学之一，不仅仅因为有樱花，更因为“当年国立武汉大学辟山建校，其独具一格的规划，励精图治的营造，最终博采中西建筑之长，将东方的建筑美学与西方的建筑技术融于一炉，成为现代大学的传奇之笔。”武大的樱花之旅，更是大学之旅，人文之旅。

武大人对樱花总是情有独钟。1983年，武大生物系校友汪明全从日本给母校带回100株樱苗。“汪明全捐樱苗时，我刚刚毕业来园林中心上班。”武大园林与环卫中心负责人说，“30多年来，每年植树季，我们园林中心都会种樱花。不仅樱园有樱花，梅园、枫园、桂园都有樱花，只不过品种和樱园的不同，花期也不同，很多人不认识罢了。”

査全性院士所住的房子，楼前也有一棵高大的樱花树。楚天都市报记者上门拜访时，査院士还兴致勃勃地把记者带到窗前观赏含苞待放的樱花：“现在的武大人，没有不喜欢樱花的。”院士特别提醒游客，“大学不是公园，进了大学要尊重既有的教学秩序，要学着做个安静的赏花人。”